龙南沙坝围维修后全景
●万幼楠
围屋是一种具有强烈防御特征的民居。但从择居角度看，不能算是好民居，因此，赣南围屋最终没有成为赣南客家民居的主流形式。本文通过对赣南复杂的自然条件、明清时期险恶的社会环境、传统的聚族而居习俗，以及围屋产生、发展时期，当地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治理政策等自然与人文背景的分析，论述赣南客家先民为什么要选择住围屋的原因。
赣南围屋是聚族而居、四面围合、内设水井、外墙构筑有坚固防御设施的民居。就其外观形象而言，没有多少变化，除了给人以“墙高壁厚”“壁垒森严”的印象外，其巨大的尺度、冷峻的外貌、完善的防御体系、固若金汤的结构，也令人感到一种压迫感。因此，围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防御性”！从其外观形态就能判断，它的出现和流行，必然与所处的险恶环境有关。同时，它人畜混居，采光、通风、隔音较差，适用性、经济性、私密性和生活方便性等都不好，从择居本质上讲，是不适宜人居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作此选择呢?
因素一：复杂的自然条件
围屋，主要分布于赣南和粤东北，核心地域为赣南的龙南、定南、安远和粤北的和平、南雄、始兴等县。
赣南形胜史称：“据五岭之要会，扼赣闽粤湘之要冲”，“接瓯闽百粤之区，介溪谷万山之阻”；“南抚百越，北望中州”；素称“江湖枢键，岭峤咽喉”。其地：东靠武夷山与闽西的龙岩市和三明市相连；西倚罗霄山脉同湖南的郴州市相接；南横九连山和粤东的梅州市、河源市、韶关市相邻；北傍雩山跟本省的吉安和抚州两市相交。因此，方志称：“处江右上游，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握闽楚之枢纽，扼百粤之咽喉”“屹然为三湘、八闽、五岭之奥区”。海拔在200至500米之间的丘陵地形，约占赣南总面积的61％；四周主要分布海拔1000至2000米的山地，约占总面积的22％；盆地则仅占约17％。民谚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中古以来被视为中原的边缘，是两广之通途。
赣南地处“据江右上游，境接四省，中包万山，峻岭、邃谷、盘涧、郁林，人迹罕及，为巨寇之渊薮。旧所辖十县，虽入版籍，而安远、石城、龙南当盗贼出没之冲，犹受其患”，“然山僻俗悍，界四省之交，是以奸宄不测之徒，时时乘间窃发，叠嶂连岭，处地既高，俯视各郡，势若建瓴”。像三南、安远这些盛行围屋的县，县志上均有“地处万山之中，奸人啸聚，寇盗充斥”，“众山壁立，路如鸟道，山多水激”之类的概述。尤其是明初以来“视他郡为重，迩年来（指明正德年间以来——笔者注）镇以都台，节以兵宪，视昔时为加重”。清同治《南安府志》也云：“民稀而地僻，岁稍凶歉，山峒愚民咸啸聚为寇，邑民往往罹其荼毒”。明代的《虔台续志》卷一开篇便称：“虔当荆闽百粤之交，岩险闻于天下，峪峒深邃，绵壤千里。自不逞之徒依凭巢穴，阻兵为乱故。”官府一旦征剿，则匪盗此起彼伏，东征西藏，往往一地肃盗，便流窜至周边三省。加上山深林菁，猛兽出没，人烟稀少，因此，为防不测，不得不未雨绸缪，筑起炮楼将自己围起来。
因素二：明清时期险恶的社会环境
基于上述复杂的自然环境，自宋以降，赣南的社会背景可用持续凶险来形容。史书皆载：“盗贼渊薮、奸人亡命出没之地”，所谓“虔（赣）寇纷纷”。如宋元的“虔寇”“盐寇”“峒寇”，明清的“畲贼”“田贼”“流寇”“长毛贼”“山盗”，清末民国初的“土匪”“会匪”等，从没消停过，尤其是赣南流行围屋的地区。
明代以来，由于周边大量移民互动，造成赣南生态失去平衡，鱼龙混杂，杀机四伏，加上地处四省之交，山深林密，盗贼生发。查赣南史志“武事”一目，在明中期以前，内容大类元代，以“土寇作乱”事为主，而此后则“闽广流寇”犯境的内容大增。根据清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经政志·武事》统计：自明正德元年（1506）即明后期至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368年，见于记载的兵火便有148起。其中明正德至崇祯139年间34起，清顺治至嘉庆176年间31起，道光至同治朝53年间83起。这还不包括赣南当时属南安府和宁都直隶州所领县地的兵祸数。在这148起中，起源或波及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一带围屋较多县的兵火有92起，平均每四年就有1起。而在这一带边界山区盘踞出没的小股土匪，则还不知有凡几。
明后期，赣闽粤湘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据《新建定南县记》云：“赣治以南，信丰、安远、龙南三邑之间高砂、下历二堡，与岭东岑冈接壤，皆重峦复岭，盘谷邃峒，顽犷之徒，多负险裂据，自相犄角为三巢。弘治以来，累剿累叛、反侧不定者……”清同治《龙南县志》也载有：“有明之季、奸宄不靖，兵燹蹂躏，几无宁岁”。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镇压，“抚安军民，捕灭盗贼，祛除奸贪”，自明弘治八年（1495）始，在赣州设都察院，至清康熙三年（1664）撤并，历时169年，前后派出了像心学大师王阳明、抗倭名将谭纶等能臣悍将任职，从事镇压，并在民变大动乱失败的废墟上相继建立了崇义、定南、长宁（今寻乌）及广东的和平、连平、平远等12县，王阳明称此为：“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久安长治无出于此”。从这些县的命名中，也可闻出其血腥味。到了清初，因客家地区强烈的民族意识，遂使阶级矛盾转化为激烈的民族矛盾，赣南发生了异乎寻常的抗清战争。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太平盛世，但在赣南不太平，滇、闽、粤“三藩之乱”的叛将均进入赣南，引起安插在赣南屯田、原郑氏旧部将士及其他投诚官兵和民众的响应。于是，已经旷日持久的战火，又继续燃烧下去。道光以后，因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赣南这块本来就不安静的骚土，又进入一次百余年的铁血狂飚。太平天国的洪波，贯穿始终，经久不息，其下线可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国共之争。因此，现存的赣南围屋，约70%是这一历史时期所建。在访问围屋居民为何住围屋时，他们也几乎是异口同声称：“防匪盗”“防乱兵”。因此，宋元以来，这里就是不安静的骚土，小乱不断，大乱有份。所谓“自古以来，江右有事，此兵家之所必争”，虽然成不了大气候，但时聚时散、亦民亦匪的复杂生存环境，也就成了围屋产生、发展的温床。
因素三：族居的生活形式
秦汉以来，累世同财共居的大家庭聚居现象，贯穿着整个封建社会，而且为封建社会所推崇。如北宋时江西德安县的“义门”陈氏家族“聚居二百年，食口二千”，“每食设广席，长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诸犬为之不食”的大家庭，成为我国封建大家族的典型代表。但自宋仁宗下诏令其分家后，这种不利于朝廷管控、并为统治者所忌惮，甚至有碍于统治阶级基础的大家庭，便受到了抑制。而赣南以及闽粤交界客家地区，因局限于上述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传统意义上的聚族而居形式和管理组织模式，一直较强于其他周边民系，仍在延续。如赣南明清时期的村落，90%以上都是聚族而居的单姓聚落。他们依托祠堂祭祖和修谱等形式和家规，定尊卑、审异同，强化宗族意识，具备抵御外敌在组织和纪律上的基本素质，这为后来衍生出具有军事色彩的聚族而居的围屋，提供了天然的文化基础和精神保障。
当然，明清时期赣南客家的聚族而居，只是一种“异财分灶”小家庭式的聚居，即异财异居聚族居住在一起的形式，与之前那种世家大族“共财合灶”式的聚族而居有所不同，主要是经济模式产生了较大变化。而由此发展而来的围屋聚族而居与上述两种形式又有所差别。
围屋是集家、祠、堡于一体的民居，并由某一父系成员所创，住在围屋内的人都是他的血脉后裔。他们平时各为家政，祭祖行礼时，便是一个大家庭，遇到外敌入侵，则整个围民又是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因此，围屋第一特征是“防卫性”，第二大特征，便是“血缘性”。围屋（包括赣南“九井十八厅”或“九厅十八井”等大屋民居）里的聚族而居，相对于上述“累世”同财共居的大家庭模式，是属一种“异财同居”而又有部分“共财”演变形式的亲属家庭，是“大家庭”中的“小家庭”，也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家庭形式。虽然许多家庭也包含两对配偶以上，但往往不是同辈之间的“两对”，而是“赡养”关系的两对。它摈弃了那种“室无私财，厨无异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内容，而是继承和发扬了其“宗法礼制、家族合力”的内容。他们虽然财产各自独立，然而又有许多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如共一顶屋檐下生活、共一孔大门出入、共一个厅堂使用、共一块禾坪晾晒、共一口水井饮用，等等。这种聚居方式，加强了家族内部的亲和力，有助于传统的家族伦理和集体安全防卫。这是围屋居民为适应当时当地特殊历史和自然环境的选择，也是迫于生存发展需要的选择。如果没有前围屋时期，赣南“异财分灶”小家庭式聚族而居的基础，恐怕也就难以发展形成后来“异财同居”围屋式的聚族而居。
因素四：失策的治理手段
针对明代以来，赣南及其周边地区盗寇愈演愈烈的局势，明王朝在赣州设立都察院，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四省八府一州”，即“南赣巡抚”。其所辖地域恰覆盖现在所称的赣闽粤接壤区的客家基本聚居地。而且，在这些当年征战过或统辖过的地方，无论是否曾为客家人聚居地，后来基本上都出现并流行过防御性民居。更巧的是，根据近20年有关这类民居的研究成果看，经得起历史学、考古学的验证，现存的围屋，乃至土楼、围堡等防御性民居的发生或流行时间，基本上都在明正德年间以后。
但自设立“南赣巡抚”以来，辖区内并没停止过“盗寇”活动，甚至还更严重。如正德初年“盗贼”“总计不过三千有余”，而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赴任赣南巡抚时“已达数万，不啻十倍于前。”从《虔台志》中也可获悉：自弘治八年（1495）至天启三年（1623）的128年间，记录的捕盗事件共计102条（其中倭寇7次）。其间有正德、嘉靖、隆庆年间三次大规模的征剿。其间在剿抚防治的基础上增建县治12个，增设关隘238处，其中赣州84处、南安12处。
明代后期，全国偏远地区“盗贼”很多，为什么在南赣巡抚“八府一州”地区的“盗寇”能持续呢？笔者认为，除了自然地理、社会矛盾等客观原因外，主观上还应与明清时期，历任巡抚、知府们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有关，特别是在明代形成了痼结并成惯性延伸到清代，主要如下。
1、征剿手段为“以盗制盗”。此策如同《水浒传》中朝廷招抚宋江去征讨方腊的故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黄乡的叶氏和岑岗的李氏。
叶芳本为大帽山盗何积玉属下头目，正德六年（1511）被巡抚周南招抚后，率家族安插到赣粤之交的黄乡，成为安远县的“新民”。王阳明继任后对其信任有加，几乎每战必有叶家军参与，叶芳立下众多汗马功劳为王阳明所宠爱，以至王阳明改任两广总督时，也是调叶芳的兵前往助战。可是，叶芳匪性不移，兵无纪律，劫掠地方，中途一哄而散。这本是十分严重的军纪事件，但王阳明只以“申牌告谕”方式相责了事。后来，叶氏后人叶廷春叛乱，被平息后，官府又纵容之，仍以叶金统领旧族盘踞黄乡。至明万历初年（1592），历经祖辈的且掠且耕，叶氏到了叶楷这代已“济恶五世，根柢深而羽翼众”，“盘踞三省交界的峻岭崇峒，盘牙数百里而广”“党羽二三万人，尽听其号令”，占有田地约4500亩，安远全县受叶家控制的户口已超过一半。
岑岗李鉴原为浰头池大宾寇的党羽，王阳明将其招抚后，安插在赣粤交界的岑岗，成为和平县的“新民”。招抚后的李鉴却恶性未改，时发纵掠，“有司莫敢问”。后，同招抚为新民的原池大宾部属曾蛇仔、卢源、鬼吹角、黄尚琦等见状，也效尤李鉴啸聚劫掠。但官府却依靠李鉴的军队将其翦灭，从而树立起李鉴成为岑岗的首领。嘉靖年间又先后杀死帮官府进剿的叶家军首领叶金、击败高砂的首领谢碧。李氏至第二代李文彪时，结合高砂的谢允樟、下历的赖清规“相与结党构乱”，形成新的“三巢贼”，并自称“岑王”。到万历年间已发展到拥有田产约5000亩，“巢贼”3万余众。
叶、李两族由官府招安的“新民”，至此终酿成心腹大患，迫使政府痛下决心将其彻底剿灭。但经此周折，政府为此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社会付出一段更长的苦难历程，人民付出更大的牺牲。
由此而导致的结果：一是，“以盗制盗”策略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其征剿所取得的战果，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加剧了属地“群盗潜伏时发”和“群盗肆虐”的局面；二是，它激化了百姓矛盾，撕裂了社会底层民众间的情感。因这一地区所谓的“盗贼”，绝大部分都属拖家带口以耕植为主的农民，他们没有问鼎中原、窥视“神器”的雄心壮志，只是农闲或遇灾歉收时进行些劫掠活动，故方志中常称“潜伏时发”。因此，“以盗制盗”其实就是“以民攻民”。三是，导致地方豪强竞起、强宗巨族各霸一方，广大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赖，造成平民百姓甚至普通官府人员因地缘或亲缘关系等纷纷暗结“盗贼”，以寻找庇护或后路。而反映在民居形制上便是住围屋以自保。
2、安抚方式为“安插新民”。何谓“新民”？按唐立宗先生的诠释：“只是官方对待难治之境，流移无藉者的一种羁縻措施，时而称招抚之民，又称‘抚民’。若助官平盗具忠义表现者，则称‘义民’；有功者则常旌表为‘义官’。”
赣南“新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嘉靖《南康县志》，其中记载：“所谓‘新民’，盖指横水、桶冈诸峒而言，本邑绝无也。”可见正德时期，“新民”还很少并是有所特指的一群人。查阅《虔台志续志》，其中大致写道：“新民”约出现于正德年间。从明代赣南社会史及人口的变化情况看，自明代弘治年间始，赣南开始出现大量“新民”涌入开垦山区经济的现象。如“明洪武初，户以八万二千计，口以三十六万六千计；永乐减其半，成化再三减其一；弘治中过成化而不及永乐。”弘治后期人口回升，说明有大量“新民”流入赣南。从相关资料看，在官府的召唤下，这些“新民”主要来自赣中和闽粤地区。“义民”现象则在弘治年间便已出现。刚出现的“义民”，与后来招抚成“新民”之后而成为的新“义民”似乎出身有所不同，早前的“义民”应包含原居民和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到正德年以后，出现了无论“新民”还是“义民”（或“义官”），都大量成为“贼寇”的事例，而且，其势力往往比招抚前更为汹涌。如大帽山寇何积玉、刘隆、叶芳，岑岗李鉴、曾蛇仔、卢源等都在正德年间被招抚成为“新民”，但后来其本人或其接班人都复反叛。
随着这一地区“新民”与“义民”、“新民”之间、“义民”之间以及与官府、原住民、土著民之间的各种矛盾纠葛，使得明的、暗的“贼盗”“流寇”汹涌成势，在这种弱肉强食、“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局面中，各类人群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要么明傍或暗通“盗寇”甘受其驱使；要么奋发图强，进而脱离政府的羁縻也成为不纳税的“盗寇”。如赖清规本为下历原住平民，因从征三浰有功成为“义官”，后称雄地方，“啸聚十年，杀人千万，地方受其荼毒”，最后被吴百朋剿灭而新立定南县。
“新民”后来常成为“内忧”甚至“盗寇”的原因很多，对他们的优待政策应是其一。如“正德时，因其内附，而以新民待之，使自保伍，而时其调役，使自耕凿，而薄其征税。”其中最为要害的是“使自保伍”。他们受招安后仍领旧部兵马，官府无从过问，因而留下祸根。其二是“新民”往往安置在省、府、县交界或边鄙山区，远离政府统治视线。这样做原本好像是利用其开垦边区经济，但实际上却也给予了他们独立发展和自治做强的机会，造成编户人口失于王化。其三是官方的姑息、怀柔。如“安远人杜栢，素以武健拥众自雄。王守仁督虔时，招之荣以冠带，安插其众二千人于县百里外，号‘新民’，宸濠反，栢领众从征，不尽受守仁约束，攫几万金而还。守仁佯不问，由是益恣横，擅生杀，邑民见者辄匍伏，长老者咸愤，沿途告安远杜栢者，日以百数。相（指分巡湖西道周相，嘉靖十四年）至赣，闻栢恣横不可捕，乃佯曰‘栢富招怨耳’，碎其状。”王巡抚是佯不问，周巡道则佯称是仇富，纵容程度于此可见一斑。结果是导致属地“盗贼家族”不断兴起，领地处于“政区”与“盗区”之间，百姓是“贼”“民”不分。形成一个个类似藩镇割剧的局面（既承认中央，又常常抵制中央），亦官亦民又亦匪的情况，于是进入到一个家家设堡、人人自危、割据纷争，自然与社会环境皆险恶的赣闽粤湘交界地区。
3、防御措施为“建城设堡”。明代“南赣巡抚”时期，共新建县治12个，奏请或默许地方和民间设立城堡，赣南至今尚存会昌羊角水堡城、大余杨梅城、南康唐邦城等十余座，粤赣围屋、闽西南土楼、闽中土堡等设防性民居也产生并流行于此期间。
堡和围，都是带割据性质的军事设施，如果将之作为民居类建筑，其实反而更易招惹官府或盗寇的麻烦。因为从军事角度来说，树大招风，防御能力越强的民居，其危险性实际上也越大。放任民间建城设堡所产生的负能量。一是，促使这一地区全民皆兵，它在增强百姓抵抗“匪患”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百姓尚武好斗的习气和抗拒官府政令的底气；二是，劳民伤财，山区经济的发展本来就十分艰难，将这些靠胼手胝足搏取的微薄收入，大都投入到民居的防卫设施上来，更加重了这一地区百姓的贫困，导致因贫致盗，恶性循环。因此，只要这一地区的“盗寇”活动消弭不了，当地民众就不得不选择这种防御性民居，舒适性要求只好退居次要位置。
■结语
围屋是为满足防御和居住这两大功能而产生并发展的。进入民国后，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交通和治理方式的改变，围屋逐渐失去了兴建的必要。自20世纪30年代国共之战后，围屋的防御功能便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至20世纪90年代，笔者前往调查从围屋迁出的人时，已称“没本事的人才会还住在围屋里”。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扶贫脱贫的开展，围屋的两大功能已完全失去了作用并遭到了彻底的摈弃，如今赣南基本上没人再居住围屋了，这也标志着一种历史时代和社会形态的终结。
围屋的发生与发展，是历史上百姓的一种不幸选择，承载的是一段痛苦的记忆。通过研究可知，围屋民居的产生，与匪患不靖有关；匪患不靖的原因，又与险恶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和统治阶级采取的政策有关。
赣南围屋如是，闽粤围楼并由此而推及我国其他类似的设防性民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系江西省赣州市博物馆原馆长）
龙南关西新围修后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