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巧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家庭是孩子多，房子少，除了父母及祖父母带小孩睡外，几个大些的堂兄弟姐妹挤一张床睡是司空见惯的事，家里如果实在挤不下，去别人家搭床睡（客家话，意指寄宿、借宿）也习以为常。

 我小时在老家是跟祖父母睡的。7岁到平远差干后，虽然父母有工作，但只分得一个房间，一张铺板床。床没有围栏，四周得把蚊帐压在草席下，父母把才几个月大的弟弟护在中间，我蜷缩在墙边的床尾。小孩子睡觉不老实，常常会把蚊帐掀开，那年代蚊子多，我们被咬几个小包包没关系，可早上起来弟弟就成了“小花脸”了。

 看来，得让我去别人家搭床睡才好。母亲首先选择了比我大1岁的邻家女孩，她父母早离婚了，祖母去世不久，家里只有父女俩生活，屋虽破旧，但有两间一厨房。孤独的女孩，晚上有个同龄人作伴也挺开心的。

 究竟一起住了几个月我记不清了。但忘不了在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先上床，摸到床中间湿湿的，她把煤油灯拿前一看，竟然是一堆老鼠屎尿，便赶快叫她爸来。她爸看后说：今晚你们不能睡这床了，跟我睡吧。于是我们就转移到她爸床上去。她爸把靠墙这边让给我们，自己转到另一边去，谁知那装谷壳的烂枕头一移动就漏谷壳了，虽作了清理，但总觉得身上还有谷壳刺人，我整晚都没怎么睡。

 母亲只得帮我找下家。她得知银行有个伯伯的老母亲从梅县来小住几个月，有单房，我就跟她住了几个月。她叫吴伯婆，对我挺好的。

 吴伯婆要回梅县了，母亲就想到关系较好的陈阿婆。陈阿婆家中有儿孙几口人，她和一个比我大5岁的孙女菊姐一起睡。老床四周有床栏，即使挤了点人也不容易掉下来，她欣然答应了。我本来就喜欢菊姐，能每晚和她一起很开心。她爸是开药店的，人很随和，经常会拿几片甘草给我当零食。他有满肚子的故事，我们经常缠着他讲故事。他除了讲善恶有报的故事外，也会讲些妖精鬼怪的故事，听完上楼睡觉时，我和菊姐都不敢先行，生怕黑咕隆咚的楼上会突然窜出个“鬼”来，只好怯怯地跟在拿煤油灯的陈阿婆身后。

 夏天很热时，我和菊姐就在床边地下（木板楼棚）摊一张席子睡。有次醒来发现就我一人在床下，问菊姐怎么回事，菊姐说：我半夜听到“鬼”叫，吓死了！叫你又叫不醒，我就自己爬上床了。陈阿婆说那是猫打架（求偶），不是鬼。我才舒了一口气。

 后来菊姐去30里外的仁居读高中住校了。此时恰巧有个比我大三几岁的英姐到缝衣店做学徒，晚上师傅们都回家了，只有她一个人住缝衣店，正好需要有人作伴，我就离开陈阿婆，去英姐那里搭床了。

 那时缝衣店设在街尾，一楼裁缝，二楼除了后面用木板隔有两个小房间外，其他地方空荡荡的放了点杂物。侧面有个小门，出去便是山，山边有一个用木板搭的简易厕所。我们晚上几乎不用上厕所，但还是免不了有特殊情况发生：一个寒风刺骨的半夜，英姐说肚子痛，要上厕所，实在没办法，她捂着肚子，我打着手电筒，两人壮着胆子开了门。也许是手电光惊动了附近的狗，“汪汪汪”地吠个不停，在这寒风吼叫的野外，瑟瑟发抖的我恨不得也钻进厕所里去……

 有一个雨季，连续几天下雨，本来就溪涨河满了，那晚又大雨滂沱，半夜就水浸街了。师傅们过来把衣车（缝纫机）和橱柜等扛上二楼后都回家去了，我和英姐继续睡。待天亮起来，发现洪水已封门，我们只得站在吊脚楼的阳台上看水。整条街已成河，街尾和差干河连成一片汪洋！幸亏水没上二楼。后来是父亲单位两个叔叔撑来木排，把我俩从阳台上接下去，我们才得以回家。

 直到我14岁，母亲又换了工作单位，我们搬到老街门楼上住，总算有了可以摆两张床的房间，我终于结束了晚出早归的“搭床”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