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凡，1913年出生在广东梅县城北（今梅江区城北）杨文村华侨家庭。1933年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开始后回国在新四军从事敌工工作，被誉为新四军的“敌工专家”。日军投降时，陈超凡参与并主持了高邮战役和炮车战役的对日军受降仪式。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科委党组书记，为发展福建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1968年因病去世，终年55岁。

新四军在安徽皖南召开第一次江南敌军工作会议。（二排右一为陈超凡）

1963年3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代表。（二排左三为陈超凡）

●黄滨 苏音

 少年有志向光明 投笔从戎抗敌寇

 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14岁的陈超凡在学校偷偷阅读了时常出现的共产党传单，目睹了学校的知名共产党员廖立群被国民党抓走并杀害，他的舅舅黄恒泰更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后来英勇牺牲，这些让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县地区成为红军苏区闽粤赣边区的一部分，陈超凡先后参加了学校少年儿童团和少共青年团。朱德率领红军进军梅县，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欢迎和掩护红军撤离时放鞭炮迷惑敌人的活动。

 1931年，18岁的陈超凡跟着老师和几名同学一起来到五四运动发源地北平，他考入北平朝阳学院附中高中部，在这里他参加了社会科学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组织的学习，他给自己改名陈超寰，立志报效国家。这年秋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不抵抗，北平城内涌进大量东三省难民。面对国耻，陈超凡义愤填膺，积极寻找党的组织。1931年秋陈超凡加入了学校少共青年团，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他被任命为少共青年团北平市东区区委委员、东区组织委员，参加了领导北平市东区少共青年团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刚满20岁的陈超凡经过组织考验，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他更加积极投身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加入了朝阳中学附中青年学生“互济会”群众组织，团结青年学生，组织青年学生参加示威游行。

 1933年夏，在日军的侵略战火烧到华北之际，国民党还在北平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形势十分严峻。陈超凡因参加游行示威暴露，遭到国民党特务盯梢、拘捕，被软禁在北平西城一栋房屋中监视居住，失去自由达二十多天。他巧妙机智与特务周旋，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始终表明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学生、互济会会员，最终抓住特务对他的监视放松之机，只身逃出监视居住地，在与梅县家里取得联系筹到钱后，东渡日本，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

 1934年他考入日本东京著名的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经济系。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土沦丧，中华民族正面临空前的灾难。当年春夏，以优异学习成绩毕业的陈超凡，面对国难当头，毅然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1937年底，党把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根据陈超凡申请，中共闽西特委决定他随特委书记方方北上。陈超凡先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5月，日军侵占徐州，武汉告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陈超凡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斗争生涯。

 抗日烽火逞英豪

 战胜日军扬军威

 1939年1月，陈超凡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1940年7月，新四军陈毅、粟裕两支部队在苏北胜利会师成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苏北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陈超凡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他全力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参与各类谈判，动员国民党一些当地武装停止冲突联合抗日，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联合抗日局面，做了大量敌军工作。

 1940年9月在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黄桥决战”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陈超凡奉命多次与顽军谈判，争取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维持中立的立场。新四军以少胜多取得了黄桥决战大捷，消灭了蒋介石主力部队八十九军三万多人，奠定了整个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和巩固的基本局面。

 1941年4月，日伪军发起“七路扫荡”，出动五千余人扑向苏中三分区，双方力量十分悬殊。陈超凡利用自己精通日语的优势，从缴获的日军文件里，破译了日军的重要作战计划，这一情报为逆转双方战局起了重要的作用，反扫荡取得重大胜利，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部教官加佃养义少尉以下30余人，生俘日军3名，此役开创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俘虏日军的纪录。

 1941年9月，日伪军再次精心策划了“冬季扫荡”报复计划，新四军面临极为严峻和险恶的局面。陈超凡以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胆略，深入虎穴，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巧妙语言技巧，有效地化分和瓦解了中上层伪军军官，让伪军的战斗力大为降低。敌伪顽固分子对他恨之入骨，屡次对他痛下毒手，但都被他机智化解。这年中秋节后陈超凡带通讯员进黄桥镇敌伪据点内做瓦解伪军工作，遭预先埋伏在路边的国民党曲线救国军袭击，陈超凡奋不顾身掩护通讯员逃脱，自己却不幸落入敌手，当晚被捆绑押出城外枪决，幸运的是敌人见他穿的衣服质地较好，打算据为己有，于是先脱下他的衣服。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趁机奋勇挣脱绳索向前冲，借夜色和青纱帐遮护逃出了虎口，后经群众掩护返回到了部队。

 1942年10月陈超凡调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师政治部任敌工部长，苏中军区下属四个军分区敌工科，各分区作战俘获的日军都集中到师部。陈超凡领导敌工部，印发对日军反战宣传品，同时也担任了教育日军俘虏工作。陈超凡用阶级观点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使日军战俘逐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苦难，是日中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士兵逐渐转变了思想认识，成为新四军的战友，积极要求成立抗战组织，经新四军军部批准，陈超凡具体组织筹备，1942年5月苏中抗日根据地率先成立了由滨中政志、香河正男等七名日本战士组织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后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陈超凡带领他们出版日文报刊《日本人反战同盟报》《新时代》，向日军据点寄送日文反战报刊和宣传传单，在日军据点处唱日语歌曲，开展对日军的厌战、反战宣传，做了大量瓦解和争取日军方面的工作，陈超凡被誉为新四军里善于化敌为友的“敌工专家”。

 鲜为人知的是，《沙家浜》原型的新四军36名伤病员中，其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叫高桥，就是在陈超凡的教育感化下，转变了立场参加了新四军，成了光荣的新四军战士。当他被“扫荡”的日军认出后，仍暗中尽力帮助和保护新四军伤病员，使被俘新四军伤病员逃出了虎口。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与陈超凡结下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将他们尊敬的“陈部长”视为良师益友，自始至终心存感念。1958年，冈本、香河正男等日本同志离开中国前夕，专程到陈超凡家里看望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当时的政治局面波诡云谲，暗流涌动。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给予蒋介石政府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派出大批海军陆战队进驻中国的港口和一些大城市，还出动飞机、军舰运输远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帮助其抢占战略要地，抢夺抗战果实。蒋介石电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达成秘密协议，日军只接受国军的受降。

 在解放区内，被我军民包围的日伪军拒绝向我投降，仍负隅顽抗。驻守中国各地的许多日军到1945年12月仍拒不放下武器。1945年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打响了高邮战役，向高邮城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盘踞在高邮城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626大队，总人数1100人，伪军45师5000余人。构建的城防十分坚固，高邮城墙高9米、厚7米，城墙上密布机枪掩体，有8个大碉堡，护城河环城，河宽5到7米，日军企图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到底。

 敌工部长陈超凡受命带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朝鲜独立同盟”十多名成员，配合新四军作战部队向高邮城内日军发动政治攻势，规劝日伪军放下武器。他们用日语喊话，向日军宣读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播放日本歌曲《思乡曲》，放飞劝降日文传单的风筝，有效地动摇了日军军心。

 经过激烈的战斗，在付出不小的代价后，新四军于12月25日深夜攻进高邮日军城防司令部大厅，一名日军军官向新四军团政委表示：我们愿意投降！要求派最高负责人来谈判。凌晨4点钟，我军派出八纵队政治部韩念龙主任和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陈超凡副部长来到日军司令部大厅谈判受降，由陈超凡兼翻译。

 日军大队长岩崎学大佐虽已战败，却仍十分傲气，称“我们愿意投降，愿找贵部最高负责人谈判。”陈超凡翻译了他的话后，韩主任说：“我就是最高代表，现在来命令你无条件投降”。陈超凡用流利的日语向他翻译并介绍韩主任军职，岩崎学态度骤变，客气起来说：“代表请坐。”岩崎学提出，愿意投降，但要保留轻武器，率领部队回南京。韩主任严正指出：“现在要谈判的只能是无条件投降，别的不能谈。”随即重申了我军对待投降敌军的政策。岩崎学听了陈超凡的翻译，只得表示接受投降。但是他又想出花招，请求韩主任批准留给他一把所谓祖传宝刀，称是带兵需要。韩主任在驳斥了他后批准他暂时可以留下军刀，并命令他立即举行投降仪式，不准再拖延时间。

 陈超凡指挥日副官布置了会场，我方代表面南正坐，仪式由陈超凡主持，他先在日军副官带路下，率郭威指导员和一个班战士将楼上的其余日军人员一律解除武装，带到楼下大厅，指定他们就地坐下静听，不准走动，不准交头接耳，违者处罚。大厅以外的所有日军都仍在原地就座静听，岩崎学率先将自己身上的指挥刀解下，用双手轻轻地放到桌上，接着副官将人员名册、武器弹药清单、装备器材军用物资以及军车等清册捧出放在长桌一头桌面上，桌上放置了麦克风，场内有扬声器，所有说话大厅内外都能听到。

 接着陈超凡宣布日军投降仪式正式开始，先介绍了受降首席代表韩主任和他自己的姓名和军职，并介绍了投降人日军独立第九十混成旅团第六二六大队大队长岩崎学大佐。岩崎学等军官个个毕恭毕敬地站立一旁，由陈超凡喊到投降人员呈献官兵名册时，日军有关军官把桌上名册交到岩崎学手上，再由岩崎学走到韩主任面前立正敬礼，双手呈上所有名册并说明，由陈超凡逐一翻译，仪式十分庄严。最后由受降方首席代表韩主任宣布受降命令，岩崎学大佐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者代表韩念龙主任、陈超凡副部长也签了字。这次受降仪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对日军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这一振奋人心的历史时刻也被载入抗战史册。

 1945年12月底的高邮战役胜利后，1946年1月华中野战军对拒绝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的陇海铁路东段徐（州）海（州）段铁路沿线的日伪据点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此次战役后来被史学界称为新四军对日的最后一战。陈超凡作为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再次主持了日军的投降仪式，并用缴获的日军照相机拍下了对日军《受降条约书》。

 致力发展强科技

 鞠躬尽瘁为后人

 陈超凡因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又缺医少药，留下了一身痼疾。1952年组织送他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治疗，两年内动了三次手术。1954年陈超凡因为身体原因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上海市中等技术学校、中共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党的工作处工作。

 1959年陈超凡任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领导福建省科技事业的建设。从1959年到1966年短短8年中，福建科技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取得很多重要成绩。在陈超凡主持下，省科协大力推进群众性农业科学实验活动，建立了农村业余技校和短训班，为农业增产增收科学实验活动提供技术指导，陈超凡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带领专家、技术人员与农民共同研究，扶持了闽侯县南通公社等群众性农业科学实验粮食增产增收典型。1966年全国科协在福建召开了“全国农村群众性科学实验经济交流会”推广福建经验。

 陈超凡积极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物质结构所、海洋研究所、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等一批国家级科研机构和省科技情报、计量科学等一系列服务机构。至1965年，福建全省农业、林业、水产、轻工、化工、机械、建筑、医疗卫生等各行业及地市成立了科研机构33个，科研人员近1.6万人，高级研究人才有100多人，科研队伍建设达到新的水平，为福建的科学发展奠定了科技基础力量。仅1963至1965年全省完成重点科研项目60多项，许多成果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不少项目填补了福建工业空白，实现了福建工业装备和产品出口。农业领域建立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等科研应用配套体系，其中高产品种水稻矮脚南特、甘薯胜利百号以及麦类、油菜、甘蔗、花生、烤烟等一系列新品种栽培技术、柑桔果树防病虫害等科研成果被推广应用，农业杂交水稻、麦和一年三熟品种及一年三季种植的推广应用，成为福建省农业增产重要手段，被称为福建60－70年代粮食第二次革命。

 福建的科技工作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1963年3月陈超凡在北京开会期间，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全国科协范长江副主席等也都先后到过福建视察科技工作，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等还在北京专门观看了福建农业机械科技成果演示。

 更可贵的是陈超凡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积极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精神，不遗余力地在全省落实和兑现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与科技人员和专家教授促膝谈心，解决实际困难，亲自为知识分子科技成果请功授奖或给他们政治荣誉。他与一批国外归来专家学者卢嘉锡、李温仁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共商福建科技发展大计，他们也成为陈超凡办公室或家中的常客。

 1966年“文革”开始，陈超凡在被批斗、打倒的逆境中，仍然牵挂着那些蒙冤受屈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学者，不顾自己身陷囹圄，以中共福建省科委党组名义向中共福建省委写出了“保护卢嘉锡、蔡启瑞、李来荣等58位福建科技界知名学者、专家的报告”，要求保护专家、保护人才。

 在特殊年代倍受侮辱和摧残的陈超凡终于倒下了，1968年5月8日，身患多种疾病又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终年55岁。

 1982年福建省委在福州林祥谦烈士陵园为陈超凡同志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省委主要领导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陈超凡同志光辉的一生以及为人民解放事业和福建省科技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的老上级粟裕大将和夫人以及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分别发去了唁电并送了花圈，对陈超凡同志的过早离世深感痛惜。福建科技界人士也纷纷撰写文章，称他为“福建科技事业发展的奠基人”。

 （注：作者黄滨为陈超凡的亲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