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三益

 继《归宿》《流年河》之后，长篇小说《春秋渡》的出版，作家翰儒成功推出“客家三部曲”。

 从开头状写“月光下的春秋渡”开始，“月光”几乎贯穿《春秋渡》整个文本。契合月亮的象征——传统文化中，太阳代表男人，月亮代表女人，作家将笔触重点指向客家妇女。小说突出描写客家女性特别是主人公张惠巧的人生遭际和成长历程，并融入从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时期百年客家乡村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变迁。作家以敢于探索的精神和温润质朴的笔调，力图展示客家女性新形象。

 向来，客家妇女“田头扶犁灶头理家”的形象，成为大多客家文学的“常客”。《春秋渡》对客家妇女形象的塑造，在传承客家妇女优秀本质的同时，努力突破单一模式。

 突破可从张惠巧母亲郑秀英身上得到印证。秉承能干善良、率真泼辣的客家妇女性格，郑秀英在梦中对“死鬼”丈夫发火打骂的同时，又缱绻难舍；她身上既流淌正统妇女贞操血液，又隐藏寡妇对性的渴望，在接受杨镇山针灸治疗时与他两心相碰而偷情，并一发而不可收。她敢爱敢恨，追求性完美但不滥情，对朱天伦的挑逗断然拒绝。最终，传统战胜心魔，她主动终止越轨行为，后来还因过度自责失神掉进溪里而亡。传统与“风流”共存，郑秀英身上的多重人格，更接近生活中的“真人”。作家在这种人物性格“相悖相合”的描绘中，笔触收放自如，丝毫没有违和感。

 人物塑造更大的突破聚焦在主人公张惠巧身上。客家妹天生宿命使然，张惠巧从娘胎里就被“指腹为婚”充当等郞妹。贫穷的张山木、郑秀英夫妇本以为与大户杨镇山以指腹为婚结亲，便可让自己的女儿摆脱穷苦。怎料花好月圆的美梦却在女儿张惠巧新婚的瞬间破灭，女婿杨汪海因为对指定婚姻不满，新婚四天便偷偷“过番”走了，并最终在纠葛中遁入空门。一如晴天霹雳，独守空房的张惠巧，整天以泪洗面，或“哭笑瞬间转换”，内心的痛苦难以言喻。创伤的弥合是孩子的出生，使她的精神有了寄托；她坚韧和自立的品格在失去丈夫的情爱和依靠中磨炼而成；她的聪敏与她的天赋有关，但更得益于小时候母亲请求杨家让她上私塾读书接受教育的结果。幼年稚嫩嗓音背诵的“月光诗”，为她铺筑了通往智慧人生的道路。人因聪慧，便有主见，她婉拒“家官”意见，自己给儿子取名“思念”。她把心思放在家庭上，放在培养儿子成才上，她不顾杨家与朱家的“宿怨”和外界的风言风语，经常带儿子上朱家请教朱文河老师。儿子因得到朱文河的精心栽培，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并走上仕途。

 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屈服于命运的张惠巧，以坚韧和聪慧，首先完成一个“人”的使命。

 对张惠巧的塑造，更具挑战性体现在“‘运动’来了”的描述中。面对历史风云变幻，张惠巧在与“家官”杨镇山的对话中，以自己独到的观察力阐释时局的变化：“小日本投降滚蛋回去后，这几年国民党、共产党的军队又在打仗，解放军厉害，老打胜仗。听讲国民党的部队逃到台湾去，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肯定由共产党掌管天下”……作家巧妙地运用张惠巧的视觉，将历史上发生的抗战、内战以及接着将发生的“变革”即土改运动，以对话表达出来。出于敏锐的预感，张惠巧建议“家官”及时将祖上遗留的多余田地卖掉，房产也及时处置。杨镇山听后如醍醐灌顶，很快按媳妇意见而行，使家庭避过土改运动的冲击。在接着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特别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中，张惠巧总是用她的智慧和见识化解风险，她过人的聪敏表现得淋漓尽致。

 运用类似剧本人物对话的形式讲述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简洁、质朴、生活化、平民化。既可省略大量笔墨去描述历史演变，也避免传统的概念化说教，同时有助于人物形象的打造，体现作家敢于突破常规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更大的运动“文革”来临，朱文河因地主成分并在课堂上公然用“嫦娥和婵娟两个女妖”毒害青少年被批斗和体罚。张惠巧闻讯前往探望，以女性的温柔抚慰他：“总要树不垮，风雨过后树更壮！”她认准朱文河不仅是儿子的恩师，更是教书育人的好人。在那个特殊年代，这种行为，除了爱，更需要胆量。最终，一往无前的爱架起鹊桥，他们俩在中秋月圆之夜走到了一起。

 “运动”过去，雨过天晴，儿子的官也越做越大。凡事预则立，不预见则废。有远见的张惠巧又特意用一杯“清醒酒”，提醒儿子“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母亲的真善美陪伴儿子一路畅行。

 人生之渡，渡己渡人。张惠巧，俨然是一束清澈温暖的月光。

 《春秋渡》对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彰显作家独到的匠心和勇气。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反映斗争中成长的传统现实主义和80年代的反思文学之间，翰儒独辟蹊径，以民间视角阐述历史变迁，以不偏不倚的纯文学写作体现人性美。或许小说文本在个别历史细节的描述及历史语境的表达等方面还有推敲空间，但作家对塑造人物的大胆探索，文本中新客家妇女形象携带而来的审美愉悦，使《春秋渡》不失为客家文学中一朵娇艳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