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上海党中央的沟通，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由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建立了一条连接党中央这颗“心脏”和中央苏区这个“躯体”的大动脉的秘密交通线，给党中央和中央苏区设置了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这是一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三千里，维系苏维埃血脉的交通线。

 1931年初一个深夜，大埔东部的一个村庄里，寒风凛冽，万籁俱寂。在一个墙角处，一位风尘仆仆的“商人”和一个高大的随从人员，在用柴草临时铺成的地铺上倒头便睡。身穿绸布衣服的“商人”就是留学苏联归来的叶剑英，随从打扮的就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大埔中站站长卢伟良。这次是卢伟良直接到香港接人，一路护送。从香港出发，经汕头、澄海、饶平到埔东，星夜赶路，通过国民党政府和警察设置的重重关口哨卡，最终安全到达永定县虎岗。其中，从青溪多宝坑小站出发，经过长治的铁坑，再至永定的桃坑，一路是人迹罕至的山间羊肠小道。路上，两位梅县老乡还用纯正客家话谈论时局。

 为了确保安全，交通员和革命群众多选择在夜间出发，完成护送任务。有时会安排年轻的妇女走在前面探路，带着“手信”假装到隔山的娘家办事，躲避敌人的盘查。深山之中，还有虎、豹、大蟒、毒蛇等猛兽、恶蛇出没。中央红色交通线从潮州到大埔青溪有水陆两道可以选择，当年叶剑英从香港到达永定所经之道是陆路。陆路交通线因为沿路所受盘查太多，危险性大，所以这条交通线后来就没有启用了，交通线主要以水路为主。

 1931年12月的一天傍晚，周恩来经过化装后，穿平民的粗布衣，身带纸伞一把，手提一只草藤袋出现在大埔青溪。周恩来在多宝坑吃过饭后，在伯公坳休息了一晚，周恩来在了解路途情况后，对交通员丘如辉说：“要为革命，为人民做好事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1年12月底，聂荣臻从上海转移往中央苏区。他在回顾这段征途时写道：“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走了四五天（每天只走三四十里）。因为都是在白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又经常要赶到可靠的投宿地点，有时不得不赶路，有时又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时机……路上，我们都是穿长袍，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辞。幸好许多难关都被我们闯过去了。”

 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所以站长和一般的交通员都互不认识。为了能顺利完成护送任务，对交通员的要求极为严格。据邹日祥之侄邹永章回忆,在别人眼里，邹日祥就是一名生意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交通员。1931年，邹日祥母亲为了保护住在家里的两位同志（巫波和杨磷）而牺牲，他也因为这事先后三次被抓去坐牢，家里两次被洗劫一空。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未暴露过半点党的机密。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张克昌到广州开会时遇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曾经问他：“大埔多宝坑的邹日祥现在怎样？”可见我党的领导人在30多年后仍对做出贡献的交通战士念念不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大埔的交通员一直坚持工作，多次与指挥三年游击战争的陈毅、项英、谭震林、邓子恢、方方等领导人联系，接受任务。1935年，大埔交通站副站长郑启彬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敌人捕获。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机密。同年秋，青溪站的交通员和参加运输的群众，遭受了一场浩劫，孙世阶、余积邦、余川生、余均平、余家顺等均遭敌人杀害。十多位革命群众，为保护交通站的机密和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市委党史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