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育
姑婆走了。她活了九十多岁,在我们乡下,这算是“喜丧”了。可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沉甸甸的,像坠了铅块。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吹着一阵阵凉风,一丝一丝,缠缠绕绕,仿佛要把人的记忆都牵扯出来。
姑婆是我母亲的姑姑。母亲是她唯一牵挂的娘家侄女,而我,是她侄女的儿子。按乡里的叫法,我该是她的侄孙。可在我心里,她比亲祖母还要亲。
姑公当过兵,是个健谈而勤快的人。在我们家最艰难的那几年里,他们做了最响亮的事。听大人说,当时母亲重病在床,家里连买药的钱都凑不出,父亲咬咬牙,把那张像样的木床也卖了。床被抬走的那天,母亲只是默默地流泪,一滴一滴,落在旧棉被上。
赴圩的乡人把我家的状况告诉姑婆。过了几天,一个黑漆漆的深夜,门被轻轻叩响了。姑公和他那擅长木工的儿子,给我们运来一张新床。几根新伐的林木,还带着山里的露水和草木的清气。原来,姑公和姑婆商量了,偷偷砍了自家山上的树,赶了几个夜工,连夜做好了一张新床,又趁着月色,一步一滑地从山里运了出来。那张床,散发着新鲜木头的味道,朴素而厚重。它搁在屋里,仿佛把整个山野的安宁都搬了来。
姑婆的大儿子,我唤作表叔,是个手脚勤快的人。他和表婶到镇上赴圩,总要绕一段路,经过我家门口。他们的扁担上,从来不会空着。有时是一捆干爽的柴火,有时是几把新鲜的青菜,有时是一小篮晒干的菌子。他们从不说什么漂亮话,只是把东西往门口一放,说一句“顺路带的”,便走了。那柴火,在灶膛里烧得噼啪作响,火苗红彤彤的,映着母亲苍白的脸,也映红了我们一家的日子。
最让我难忘的,是每个农历节日。姑婆总会在那天,提着一个竹篮来。篮子里,是各种时令的粄。清明有艾叶粄,乌黑油亮,带着一股清苦的药香;端午有灰水粽,蘸着蜜糖吃,黏黏的,甜甜的;秋日有豆沙粄,白白胖胖,里面裹着花生碎和白砂糖。姑婆的手艺是极好的,那些粄在她手里,像是有了生命。
她总是一边看着我狼吞虎咽,一边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摩挲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呢。”那声音,像秋天的风拂过稻田,温柔而绵长。那时节,我便觉得,节日的意义,不在于桌上丰盛的菜肴,而在于这竹篮里承载的、绵延不绝的爱。
20世纪80年代,我们家终于起了新屋,两层半的小楼房,在村里也算体面。乔迁的时候,姑婆特意提前从山里赶来,住了好几天。她在新屋里走来走去,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她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今日是大喜日子,可不许讲病、讲死、讲灾,那些不好的意头,一个字都不能提。”她说话时,神情是那般郑重。她眼里有一种近乎固执的期盼,仿佛只要我们不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往后的日子便真能顺顺当当,无病无灾。她拍着我的肩说:“乖子,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姑婆就高兴了。”那双手,粗糙而温暖,像老树的皮,却藏着最柔软的心。
如今,姑婆走了。她走的时候,再过几日便是秋分。田里的稻子该是黄了,沉甸甸的穗子弯着腰,风一过,便涌起一层层的金浪;山间的柿子也该红了,一盏一盏,像挂在枝头的小灯笼,照着那条她走了几十年的山路。我想象着她的灵柩从那山间的小路缓缓经过,秋风吹起路旁的纸幡,也吹动我心底的哀思。那风里,该带着新稻的香、野菊的苦,还有她生前最熟悉的、山野的气息。
慈祥的姑婆并没有走,只是化作了那山间的风,那夜里的月,那灶膛里不灭的火光。她给予我们的那些温暖,在艰难岁月里闪着光,都长成了我心里的树,年年月月,常青不败。
窗外,风渐渐停了。天边露出一角淡蓝的天。我想,姑婆此刻,应当是坐在云端里,看着我们,微微地笑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