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思深

 康熙二十六年《长乐县志·建置志·乡兵》云：“寨之立，乡俱有之。惟水寨与近江寨，平夷高壑，可以常居。馀寨险峻，遇乱则合筑聚居，世平则散回家室，以耕种焉。”在传统社会的长乐山村，为生存考虑，必须依靠宗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哪怕是一个人任何农活都会干，然而任何农活仅靠一个人都干不成，都需要多个人共同出力气，互相协作才能做成。一户人家的春耕秋收，婚丧嫁娶，简单到就是杀一头猪，都需要亲戚们和村民们来帮忙，靠自己家里几口人根本搞不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人都一个样，样样都依靠宗族。

 族人大多聚族而居，往往在地势高的地方四周兴建密集的房屋，这就是寨。族人又多聚寨而居。所谓寨堡，就是依据山区复杂的地形地貌，选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地方，建构寨中的城堡。一个寨居住的就是一个宗族，甚至一个村居住的就是一个宗族，以至发展到一个宗族就类似一个社会。这可以看作是客家人的生存智慧。作为乱世之中的流民群体，必须时刻面对严峻的外部生存压力。

 除了聚族而居，守望相助外，其居住方式尤其讲究防御功能。由于山高道险，更多的是一种寨堡型的居住方式。一个村子的人，是需要互相帮助才能生存的，才能适应丛林法则。这有好处，可以在碰到战乱时集中到寨里居住，共同对付盗贼流寇，度过危难时期；太平时节，又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家里居住，发展生产。像水寨的寨顶巷和横陂的近江寨，由于寨筑在地势高的山顶上，一面临江可作天然屏障，故可以长年居住。特别是“山寨土堡，忠义之民多出其间，以佐国家”（康熙二年《长乐县志·建置志·寨隘论》）。

 康熙二十六年《长乐县志》和道光《长乐县志》都有记载：明隆庆年间，私自盗采矿的“剧贼苏继相披猖，所至屠戮”，烧杀奸抢，弄得各乡民众不得安宁。当时，太平约玉茶村的李槐，“聚众数百，以卫其乡。贼屠长乐，凡七十九乡，竟不敢入玉茶，槐之力也”，记的是水寨玉茶村李槐，组织村民，训练壮勇，造反作乱的贼众丝毫不敢扰其村，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护。还有水寨下坝村的贡生，名叫周勋，面对苏继相部的侵犯，毅然“毁己屋砖石，鸠众筑立水寨，楼堞峻整似邑城。时各处围寨多被贼陷，而水寨晏然”。李槐、周勋和村寨之民就是一群“忠义之民”，在国家碰到灾难时，挺身而出，击退强暴，守卫自己的家园。有鉴于此，明崇祯十年（1637），知县黄景明，谕各乡筑寨，守望相助。当然，这也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一个护民之举。而嗣后的康熙十三年（1674），潮州发生暴乱，整个岭东被搅得鸡犬不宁。又是水寨的李逢祥，号召民众集中到寨中居住，并重新加固了围墙寨栅，准备了大量的火药，“结众固守水寨”，免遭蹂躏。

 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方舆纪要》，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嵝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居住地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居住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居住。其次，是否适合居住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居住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的险要与否。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汉张衡在《东京赋》里说：“守位以仁，不恃隘害。”其指出了为政者要施行仁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而不能仅仅依靠山川的险隘要害来谋求一方无事太平。应该说到了最根本的症结了。